作者：孫佳山

　　當21世紀進入到第二個10年，自中國電影票房突破百億開始，中國電影行業已經歷經了五六年的超高速增長，票房的喜報也迅速由開始的一年一次、半年一次加速為一季一次、一月一次，到了2015年之后恨不得一周一次、一天一次……然而天不遂人愿，就當大家對中國電影票房這種不科學的持續堅挺已經見怪不怪之際，2016年第二季度，當全民都在對600億、1000億乃至3000億的高潮頂點翹首以盼，并沒有明顯征兆的情況下，由《葉問3》被曝光的票房造假所推倒的多米諾骨牌，使中國電影票房以一種始料未及、猝不及防的方式突然一潰千里，票房陷入了持續低迷。而且，隨著暑期檔的推進，由于這種難堪的疲軟和無力，中國電影甚至都在開始考慮將好萊塢電影拉進本是國產影片領地的傳統票房保護月。

　　于是，在2016年第二季度以來的幾個月里，電影理論界、批評界“慢一些腳步，等一等你的靈魂”之類的無奈和彷徨開始頻現報端。尤其是當《百鳥朝鳳》、《路邊野餐》這些以藝術電影名目出現的影片引起一定社會關注和好評之后，中國電影更是視之為救命稻草。包括以藝術院線名目出現的，左可以講情懷、右可以調結構的各種渴求和乞求，也在這中間不斷滋長蔓延。然而，但凡對世界電影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明白，真正推動一個國家電影能夠腳踏實地可持續發展的希望，只能落在類型片的身上，藝術電影的先鋒實踐自然可貴，但它們永遠不能頂一個行業的飯吃。那么，我們只要稍微一聚焦，就不難發現這其中的虛妄和不堪。就算以藝術電影的標準來衡量，偌大的一個中國電影行業，有多少能夠上臺面的導演、編劇和演員？他們背后的行業門檻是否開放？又有多少基座在支撐著他們？無需多言，中小成本影片才是中國電影的希望，然而每年有幾部中小成本的藝術影片能夠進入院線？又有幾部中小成本的藝術影片能夠在進入院線之后收回成本？播放了中小成本藝術影片的院線能否收支相抵乃至盈利？又有多少位于市中心黃金地段的主流院線，愿意將中小成本藝術影片排進檔期？假若國家最終批復了藝術院線的申請，那么被寄予了讓中國電影重新堅挺的厚望的藝術院線能否自負盈虧？如果不能，國家是否要予以政策補貼？這種補貼又要持續多久？在政策補貼難免要終了的那一天到來之后，藝術院線在可預期的未來，商業地產房租不斷走高的情況下，能否真正落地生根？而且即便能夠獨立生存，藝術院線這個中國電影所冀望的獨苗，會不會被好萊塢電影所左右？

　　新世紀以來的院線制改革走到今天，正在面臨著異常復雜的結構性問題。當一個行業不斷地在以呼吁常識歸來和歸位的方式存在的時候，那這一定意味著在這個行業發生了一系列常識層面的問題，有著一系列常識層面的缺欠。在這里，我并不是要否認和貶低《百鳥朝鳳》、《路邊野餐》這一類影片，最大的問題還是在于中國電影爛片充斥的現狀讓人焦慮，在歷經了單純依靠規模擴張實現的長達五六年的高增長之后，在2016年的第二季度，似乎再次被市場踢回了曾經的恐慌和絕望，于是但凡出現《路邊野餐》這樣看起來稍微正常一點的影片，自然就無比激動，似乎一下子找到了救命稻草。

　　然而，在當前全世界通行的文化產業邏輯下，靠中小成本的藝術影片就能拯救中國電影？院線制改革的目標是什么？在院線制改革之前的中國電影缺藝術片實踐的傳統么？我們在今天最該反思的，是這個結構化的困境究竟是如何到來的。不是要不要高速增長，而是只能高速增長，如果不高速增長，就意味著淪喪。因為在過去五六年以來的百億票房行情中，中國電影產能的步伐已經遠遠地走在了中國電影的產值增速之前。但是票房的增長邏輯不能像房價那樣任由市場的泡沫助推，否則在規模擴張模式的持續放量增長之后，必然是長久的一地雞毛。

　　問題在于，目前的這一周期將并不短暫，能否在這個周期內成功完成自身的結構性調整，對于中國電影行業來說，恐怕不容樂觀。（孫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