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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廣網10月26日北京消息（記者王浩 王思遠）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之聲、央廣網主辦的《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十月談》系列時事報告會第十場《博弈談——中央和地方，事誰干、錢誰出？》昨天舉行，至此，全部十場報告會歷時兩周，完美收官。

　　十場報告會共涉及當下十個經濟、社會焦點話題，涵蓋了經濟增長、就業、物價、外貿、貨幣、三農、房價、財稅體制等繼續深化改革的領域，邀請厲以寧、龍永圖、姚景源、李揚、劉偉、蔡昉、夏斌、張燕生等二十多位經濟界著名專家學者，對當前經濟形勢做出理性分析和判斷。

　　《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十月談》系列報告會首次以全媒體的方式呈現，引起了社會輿論的極大關注。系列報告會總策劃、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副臺長王曉暉總結說：

　　王曉暉：它是第一次采用廣播和全媒體系列報告會與受眾互動的方式來傳輸我國經濟面臨的熱點問題，以及未來中國經濟往哪里去升級這一重大時代命題，現在看來這種方式是成功的。

　　談到策劃《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十月談》系列報告會的初衷，王曉暉說，主要是想通過對當前經濟問題的深入解讀，來凝聚民眾的共識，共同面向未來。

　　王曉暉：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在中國的經濟面臨著再一次改革前行的節點上，怎么去面對現在的問題，從現在出發怎么去面對未來，在這個大背景下，做一些深度的經濟方面的熱點解讀是非常有意義的。中國現在正處在一個關鍵的節點上，通過我們對經濟問題的解讀告訴大家，其實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得來這個局面十分不易，珍惜現在這個局面需要全國凝心聚力，一起往前走，中國的經濟需要升級換代，每個人的思維模式如何以全球化的視野和思維，去對應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

　　王曉暉還透露，此次系列報告會的成功經驗將被保留下來，成為今后中央臺財經報道的重點方式。

　　王曉暉：接下來我們會吸取此次成功的經驗，把中央臺的財經報道繼續往前上一個臺階，從明年開始，不管是季度談，還是月談，或者是十日談，我們會針對當下最熱門的經濟話題和全體百姓一同溝通，也希望全體民眾一起參與溝通，共同來面對中國的歷史發展機遇。

　　主持人：繼續來關注《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十月談》系列時事報告會第十場《博弈談——中央和地方，事誰干、錢誰出？》。昨天的兩位嘉賓，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著名財經專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就我國財稅體制的現狀和未來改革路徑展開深入探討。

　　劉偉認為，目前我國財稅領域存在的第一個問題，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增速過快，在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之間的宏觀分配上，政府收入增速最快，尤其是1994年分稅制之后，到2010年已經攀升到18%以上。而這也導致了對市場需求的擠出效應。

　　劉偉：中央財政占整個稅收的比重在提高，意味著在經濟活動當中，對市場力量有一種擠出效應，因為它使得企業的收入增速，特別是消費者居民的收入增速，受到了影響，中國最近十年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差不多平均每一年下降1個百分點，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經濟增長，長時間難以擺脫主要靠投資拉動，而消費拉動的動力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

　　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另一個變化就是中央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增強了宏觀調控的能力，但是也造成一個問題，就是地方的事權跟財權不匹配，地方對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依賴度很強，于是出現了“跑部錢進”的現象，并且加劇了不動地區間的不平衡。而地方政府為了擺脫資金難題，想出了很多融資辦法，最直接的就是形成了當下的“土地財政”。

　　劉偉：地方融資平臺舉債，帶來一系列我們現在看到的扭曲的問題，競相抬高地價，地價搞上去就帶來房價推高。房價推高影響了人民的生活，這還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形成土地泡沫。一個地方一旦土地被炒起來，不是當時的地價貴、房地產推高的問題，而是長期阻礙一個地方的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但凡一個地方泡沫化以后，經濟發展至少要滯后十年、二十年，像海南，北海今天怎么樣，這都是當年炒過的。

　　賈康對于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則有著不同的看法，在外界普遍認為是此次改革導致了現在中國財稅領域的困境，但賈康認為這其實是誤讀，在昨天的報告會上，他為1994年分稅制改革正名說，分稅制有著里程碑意義，因為它符合市場經濟的發展脈絡，激發了市場主體的活力。

　　賈康：而到了1994年，分稅制把過去不論是強調集權還是分權情況，加以破除，讓所有的企業在稅法面前一律平等，企業能夠有一條起跑線，公平競爭，各種不同隸屬關系下，不同經濟性質的企業，可以跨隸屬關系，跨行政區域，兼并重組，可以淡化官員身份，越來越行使企業家職能。1994年的體制是適應市場經濟，能夠真正讓千千萬萬的主體煥發活力，能夠讓主體對于未來有相對清楚的預期，能夠培育企業家精神，同時規范政府行為。

　　對于當下存在的問題，賈康認為，這并不是分稅制帶來的，而是改革沒有繼續深化的結果。比如，要想解決中央和地方目前在財政稅收方面的博弈狀態，首先就要明確中央和地方各自都要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在制定“事權明細表”上能夠由粗到精，盡快實施。

　　賈康：我們現在碰到的特別突出的問題是，至今我們沒有一個“政府職能定位和他來決定的各級政府支出責任”一覽表，這個事權明細單，遲遲就是不能形成，為什么不能形成？實際上背后有很多的不同認識，比如說投資權益是不是可以明確，規定地方政府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這個投資權的爭議在1994年的時候，有的是知難而退了，沒有寫，這么多年過去，是不是可以寫？寫了以后，能不能夠真正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在現實生活中間去界定，都是我們遇到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