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北京1月29日消息（記者陳璽宇）據經濟之聲《天下財經》報道，“中央一號文件”再次聚焦“三農”，這是自2004年以來連續第13次“中央一號”文件聚焦“三農”問題。與以往不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詞首次寫入了中央一號文件，并用15000字的內容闡述了農業供給側改革思路。

　　在昨天舉行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說：“去年12月初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有一個提法，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完全適用于當前農業農村發展，也是破解當前存在突出問題的一個重要方向和舉措。”

　　農業供給側改革主抓六方面工作

　　農業部副部長余欣榮認為，“農業供給側改革不是聚焦數量問題，主要是結構和效益問題。”我國糧食已連續十二年增產，但結構性矛盾問題也十分突出：玉米出現階段性供過于求，大豆缺口逐年擴大，優質飼草供應不足，有效供給不能適應需求變化。

　　那么，農業供給側改革具體應該怎么改？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表示：“供給側改革，中央一號文件有很多重要的政策部署，從當前來講，我們歸納了一下，主要是抓好這樣六個方面的工作：第一，調結構，要調整優化農業的產品結構、生產結構和區域結構。第二，提品質，下大力氣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安全水平，要適應城鄉居民食品結構升級的需要，第三，促融合，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因為傳統上的農業就是提供農產品，實際上農業不光有生產的功能，它還有生態的功能，生產、生活、生態三生農業，第四，去庫存。第五，降成本。這個潛力是非常大的，就是著力降低農業的生產成本、流通成本、營銷成本。第六，補短板。大力彌補制約農業發展的薄弱環節。”

　　打工收入首超種地收入 未來增收空間在哪里？

　　農民收入也是中央一號文件重點關注的問題。我國農民收入增長幅度已經連續六年高于城鎮居民，但也開始出現一些新問題、新情況：比如一部分農產品國內價格出現了明顯下跌的趨勢，以前可以依靠增產來獲得增收，現在則面臨很大挑戰。

　　其次，農民來自外出工資性收入的增長比較快，去年全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40.3%，家庭經營收入只有39.4%。也就是說種地沒有打工賺錢。這也是第一次出現工資性收入超過了家庭經營收入。

　　這是否意味著，今后就可以依靠工資性收入來增加農民收入呢？陳錫文表示：“我們一方面要努力采取各種政策措施，保持這個勢頭。但另一方面，大家也都了解，在整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背景下，非農業能給農民提供的就業機會相對來說也不像以前增長得那么快。所以，面對農民增收這兩個主要的動因都在減弱的背景下，下一步怎么去增加農民的收入，這是我們必須破解的第二大難題。”

　　那么，經濟新常態之下，如何拓寬農民擴大就業的空間和增收渠道呢？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前研究員胡定寰表示：“最關鍵的在于農業經營模式的轉變，一是讓一批農民從農村轉移出去；二是讓有能力的農民來從事農業，成為現代化的家庭農場主。”

　　化解玉米高庫存之道：改革價格補貼制度

　　除了農民增收問題，當前，糧食供求結構失衡，價格下跌，進口和庫存都創歷史新高，尤其是玉米——不實行關稅配額制度的玉米替代品進口急劇增加，由此形成了糧食產量、庫存和進口三量齊增的現象。如何破解這一難題？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解決思路是：改革玉米價格補貼制度，推動玉米價格的市場化。

　　陳錫文說，“現在玉米的庫存可能是歷史上的最高水平。今年要加快推進玉米的價格形成機制、補貼政策和收儲制度。下一步怎么解決？一號文件當中也提到了原則思路，就是堅持實行玉米價格由市場決定，同時對玉米的價格形成機制和補貼制度進行改革，實行價格和補貼分離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