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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中事發道路上，一把雨傘躺在地上，現場被封鎖。家屬供圖

　　遇難學生的眼鏡掉在地上。家屬供圖

　　8月8日，雨停了，徐州工程學院城南校區，積水逐漸退去，水泥路面重新裸露出來，淤泥還未干透，一地的灰黃顏色。靠近學校北門的一段路面，被警戒線圍成一圈，向里望去，有一副眼鏡和一把仰面朝天的雨傘。而雨傘和眼鏡的主人，卻再也不能回來認領。

　　8月7日晚，在一場襲擊整個華東地區的強降水中，徐州工程學院土木工程學院的兩名大三學生，從圖書館返回宿舍，在趟過這片積水時意外去世。初步查明，事發系因地下電線經暴雨浸泡漏電，導致其觸電身亡。

　　新京報記者采訪獲悉，由于暑期并非正常學習時間，不少高校給予“留守族”的看護十分有限，其中一些學校甚至會在放假前，與學生簽訂“安全責任協議書”。多名法律界人士認為，類似責任書中的“免責條款”，實際上并不具備法律效力，即便是放假期間，學生在校園內出現意外，學校也應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

　　考研學生校園內殞命

　　陳太明記得，兒子陳冠宇從學校回到家的時候，隨身沒有帶行李。那一天是6月29日，暑假的第二天。

　　陳冠宇今年23歲，來自江蘇泗洪，是徐州工程學院房屋建筑專業的大三學生。作為一名考研學生，他在學校里報名了考研補習班，不幾天就要回校上課。因此這次，他索性空手回家。

　　從6月29日到7月3日，陳冠宇在家一共呆了5天。返校那天，他獨自一人去了縣城的車站。陳太明告訴新京報記者，兒子平時比較內向，與家人交流很少，一個月也打不了幾個電話。上一次與家里長談，還是為了報名參加考研班。“說是要報保過班，暑假留在學校上課，學費要一萬八千塊錢。”陳太明說，自己一家都是蘇北農村的普通農民，這筆學費，對于他來說并不輕松，但是自己沒有猶豫，很爽快地交了錢。

　　與此同時，陳冠宇的同專業同學吳書睿，也收拾起行囊，從南通返回徐州。吳書睿的舅舅介紹，由于家里經濟條件一般，吳書睿只舍得花兩千多元，報了數學和政治的培訓班，專業課則自己復習。

　　新京報記者了解到，陳冠宇和吳書睿參加的，是一家考研機構的“高端班”，早在上學期期末時便已經開班，貫穿整個暑假，借用徐州工程學院的教室上課。

　　8月7日晚間，陳太明接到校方打來的電話，稱陳冠宇在學校出了事。而當他趕到徐州市中心醫院后才發現，兒子因為觸電，經搶救無效，已經身亡。

　　校方稱事因“電線漏電”

　　8月8日下午，徐州工程學院通過其官方微博發布了一份情況通報稱，8月7日晚間，該校三環南路校區，保衛巡查時發現3名學生倒在道路積水處，隨后立即撥打120電話，并進行現場施救。經過校方核查，3名學生為留校考研的2013級學生吳書睿、陳冠宇和蔡堅。8月8日凌晨，醫院宣布吳書睿、陳冠宇搶救無效身亡，蔡堅度過危險期留院查看。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在該份情況通報中，將事發原因表述為“地下電線經暴雨浸泡漏電，3名學生在積水處觸電而致。”

　　陳太明告訴新京報記者，陳冠宇平時在學校的中心校區上課，由于培訓班在三環南路校區開課，為了方便生活，他向學校申請了住宿，并住到了南校區的一間空置宿舍內。而此次一同遇難的吳書睿，則是他的臨時室友。

　　徐州工程學院土木工程學院一名大三學生向新京報記者透露，像陳冠宇這樣的考研學生，在借用其他校區宿舍時，需要提出申請。“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宿舍，有的人只能在學校外面租房住。”

　　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徐州工程學院宣傳部長周維德表示，事發后學校已經介入此事，目前正在與家屬協調，并配合調查事故原因。

　　■ 焦點

　　學生暑期在校內死亡，校方是否需擔責？

　　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吳書睿的父親吳小敏說，出事的地方水泥地面開裂，地下電線裸露在外，他據此認為，該校區存在安全隱患，學校不應該將之提供給留校學生使用。

　　作為徐州工程學院的在校學生，對于陳冠宇和吳書睿的死，學校是否應該承擔責任？應該承擔何種責任？在北京京寧律師事務所律師唐寧看來，學校作為一個責任主體，無論受害人是否為校內學生，都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不過她也強調，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39條的規定，“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學習、生活期間受到人身損害，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應當承擔責任。”而由于上述考研學生均為成年人，因此學校需要承擔的監護責任實際上比較有限。

　　新京報記者看到，在教育部頒發的《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第13條規定，只有當“在放學后、節假日或者假期等學校工作時間以外，學生自行滯留學校或者自行到校發生的”學生意外傷害，學校才無需承擔責任。由于遇難學生此前均已經向學校提出申請，并不屬于“自行滯留學校”，因此徐州工程學院仍然需要承擔連帶責任。

　　留校前簽“安全責任協議”是否有法律效應？

　　記者在網上輸入“學校”“假期”“學生”“安全事故”等關鍵詞搜索后，對此有類似提問的數量不在少數。徐州工程學院宣傳部長周維德告訴新京報記者，在對待暑期“留守族”的問題上，學校的態度是“不鼓勵、不阻攔”。當學生確有需求時，向輔導員提出相應的申請后即可。該校一名不愿具名的年輕教師告訴新京報記者，由于暑期屬“非正常時期”，在校內值班的安保人員和教工均不及平日，因此能夠給予學生的看護也十分有限。

　　記者了解到，當地部分學校在簽署相關申請之后，還會附帶簽署一份安全責任協議。而協議中會對假期校內學生安全的責任認定進行說明。而當事學生是否與學校簽訂了類似協議，知情人對此均不置可否。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在國內不少高校學生假期留校需要跟校方簽訂“安全責任協議”。在網傳的一份協議范本中，在“學院管理職責范圍外，因學生本人或他人行為造成的安全事故或人身傷害、財產損失事故的，學校不承擔任何責任。”南京一名高校教師告訴新京報記者，在實際的工作中，“學校管理職責范圍”這一概念十分寬泛，實際上難以有效追責。

　　類似這樣的“免責條款”，在實際操作中是否可行？在唐寧律師看來，這樣的協議本身沒有法律效力，并不能作為學校免責的依據。

　　■ 案例

　　學生騎車校內身亡 校方協調解決

　　今年7月11日晚上8時許，云南一家高校的學生小偉（化名）騎電動車準備出學校時，為避讓一輛機動車時摔倒，電動車也沖出了數米遠。由于其胸部受傷嚴重，經昆明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呈貢分院搶救無效后，于當晚10時死亡。

　　據當地媒體報道，經過協調，死者家屬與學校就善后及特殊困難補助等事宜達成一致，雙方私下已經協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