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衢之州大美新城——魅力副中心展覽》本周五起將在市檔案館開展。

1960年10月7日北京晚報推出第一期“北京婦女”專刊。

　　為慶祝“國際檔案館日”，5日北京市檔案館聯合16個區檔案館，向社會開放檔案17萬余件。其中，市檔案館開放檔案22330件，涉及全市12家單位。這些檔案大部分形成于1947年至1987年，透過浩如煙海的老檔案，依稀可以看到北京城當年的樣子、那時的故事。

　　1954年：公園建設“讓步”李贄墓保護

　　當城市建設與文化遺跡發生“沖突”時，該如何取舍呢？5日起開放的兩份檔案，或許能給你答案。

　　其中一份題為“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北京市人民政府衛生工程局關于陶然亭處的高君宇及其妻石評梅二墓如何處理問題給彭真、張友漁、吳晗的簽報”的檔案，記載了1952年北京市衛生工程局在修整陶然亭公園時，發現高君宇烈士和妻子石評梅二墓，遂請示市領導如何處理，其中還提及了遷移二墓的方案。

　　高君宇是著名共產黨人、“五四”運動時為北京大學學生會負責人，石評梅是“五四”時期著名的青年女作家，在他們身上有一段廣為人知的凄美愛情故事。修整公園發現烈士墓，該怎么處理呢？檔案記錄了當時市領導的批示：“就地填土修整，在周圍用青磚砌墻，保護好烈士墓冢，將來供后人瞻仰。”

　　“我是寶劍，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閃電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如今，石評梅寫給愛人的詩句仍鐫刻在墓前，訴說著美好的愛情和堅貞的信仰。

　　無獨有偶，位于通州區海子公園燃燈塔西側的“李卓吾先生墓”，也曾遇到過“遷還是不遷”的問題。上世紀50年代，為興建公園，當時的“通州市”政府決定將附近的墳墓遷出，而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李贄（號卓吾）的墓恰在其中。為此，1954年，葉恭綽、章士釗、柳亞子、李根源等聯名致信“通州市政府市長”，闡明了保護目的的重要意義并提出了保護意見。如今，這座已成為重點文物的名人墓仍安然靜立，帶領人們追憶先賢，展現著通州的文化底蘊。

　　1960年：北京晚報開設專刊展現婦女風貌

　　“經市婦聯領導決定，從10月7日開始，在北京晚報上出版‘北京婦女’專刊。”一份新開放的來自北京市婦女聯合會的檔案，記錄了1960年北京晚報一個專刊誕生的過程。

　　從這份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北京婦女”專刊每期都圍繞一個主題，以城市公社街道生產、福利、服務事業中的女性為主，同時面向區屬中小工廠女工等各階級婦女，從中選取典型進行報道。除了報道動態消息外，還開設了“紅旗榜”等兩個專欄。文章比較活潑、短小，稿件一般在四五百字左右，人物典型也不超過一千字。

　　而這份檔案同時陳述了這個專刊的“任務”：向婦女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鼓舞婦女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熱情，向社會宣傳婦女的新風貌。

　　隨著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入學、入園高峰隨之而來，北京學位資源的問題得到了廣泛的關注。一份1962年的檔案記錄著早在當年，北京市通過“二部制”來協調學位資源的情形。“全市二部制學生大量增多，小學生比例從上學期的76.62%增長到84%，初中二部制學生則從5%提高到39%。”隨之而來的是校外兒童教育的問題，特別是學生們放學后做什么的問題。雖然根據檔案，當時的機關、工廠、學校、街道積極為兒童開辟活動場所，各方面舉辦的校外教育、活動單位約計230處，每天可容納34000個兒童，但全市街道兒童活動站僅有80多處，且集中在東、西兩區，仍不能滿足需要。“崇文區二部制小學生達92.5%，但除了學校組織的家庭自學小組外，該區街道上沒有兒童活動組織。宣武區只有一個少年之家、兩個兒童活動站。”為此市婦聯提出建議：除有條件的單位更多開辦兒童活動站外，還提議街道辦事處設專人負責兒童校外活動組織，并解決街道兒童活動站輔導員工資待遇問題。

　　1981年：慶祝大會上郎平追憶奪冠時刻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總有刻骨銘心的集體記憶、共同情結，對中國人來說，中國女排就是集體記憶、共同情結。1981年11月16日，中國女排以7戰全勝的成績首次奪得世界杯賽冠軍，為祖國贏得了榮譽，全國人民為之歡欣鼓舞。

　　重溫這部分檔案，仿佛帶領我們回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那個令人激動、舉國沸騰、萬人空巷的時刻，想起了黑白電視機和電視機前排排坐的木質小板凳。“女排精神”激勵和感召了整整兩代人，是每個國人心中繞不開的燃情記憶。

　　“領隊張一沛；教練袁偉民、鄧若曾；隊長孫晉芳；隊員郎平、張蓉芳、周曉蘭、陳亞瓊、陳招娣、曹慧英、楊希、朱玲、梁艷、張潔云、周鹿敏；醫生田永福。”16個名字閃爍在這批開放的檔案中，喚醒了深藏在人們心底無法抹去的共同記憶。

　　1981年11月24日下午3點，北京市委市政府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慶祝大會，大會上，領隊張一沛、隊員郎平分別匯報了比賽經過，而這批檔案則生動記錄了當時的情形。“我們永遠不會忘記11月16日晚，那莊嚴而激動人心的時刻。在日本大阪市體育館里，當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鮮艷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的時候，當我們雄壯的國歌聲響徹整個比賽大廳的時候，我們的心啊，就好像跳出了胸膛，激動得無法抑制。”郎平在匯報中動情地說，“我們都想，等到將來老了，如果有人問你：‘什么時候是你們最幸福的時候？’我們一定會自豪地回答：‘那是1981年11月16日，當我們代表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站在世界冠軍領獎臺上的時候！’”

　　此后，全國勞動模范、首都鋼鐵公司顧思鄉，北京一六一中學女教師胡紅星，北京女子籃球隊隊長宋曉波也分別發言，盛贊女排精神，并表示以女排為榜樣，勤奮努力，頑強拼搏，為祖國作出新貢獻。

　　1985年：聯名提案助首圖“走出”國子監

　　孔廟和國子監是我國僅存的元、明、清三代太學建筑，建于元代，合于“左廟右學”的古制，分別作為皇帝祭祀孔子的場所和中央最高學府。現在它們作為“北京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不可分割地展現了中華古代教育的燦爛歷程以及中國傳統建筑群落的宏偉壯麗。可是在多年前，它的命運還曾與首都圖書館交織在一起。直至上世紀80年代，諸多文化界人士的一封聯名提案，使國子監與首圖走上各自不同的發展之路。在此次開放的檔案中，就記錄了這意義重大的“第1122號提案”。

　　1956年10月，受周恩來總理指示，市圖書館遷入國子監，并正式定名首都圖書館，館名由郭沫若題寫，并在國子監辟雍大殿前的圜橋教澤開設普通民眾的課外大學堂。不到十年，就發展成了藏書近百萬、職工超百人、館舍萬余平方米的全國大型公共圖書館，然而首圖所棲身的歷史古建已“跟不上”它發展的步伐。

　　1983年，六屆全國人大期間，政協委員博物館學家王振鐸、古建筑學家羅哲文、學者周汝昌、畫家吳冠中、作家姚雪垠等23位文藝界人士，聯名提交了“關于另建首都圖書館將國子監辦成反映我國古代教育史博物館的提案”。提案中如此“陳情”：“北京國子監距今已有近六百年的歷史，也是世界上歷史悠久、保存最完整的大學。這樣的古建筑十分難得，1961年已由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目前為首都圖書館所占用。長此下去，勢必要加以拆改，有損古建筑原狀，也不適合圖書館之用。”專家們為此提出建議：另行興建首都圖書館，參考國外分區建立方法，以滿足藏書、借閱等現代化設備與技術的需要，而國子監則把它作為復原陳列辦成一個反映古代教育史的博物館。

　　此后，關于首都圖書館新建館址的問題，當時的市計委列入了1985年的基建計劃，后又經過幾次周折，才有了今天位于東三環華威橋東南側的新首都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