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歷史學博士李愛德和朋友馬普安重走長征路。五洲傳播出版社供圖

　　9月30日，國家外國專家局的外國專家和親屬來到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參觀“英雄史詩 不朽豐碑——紀念中國工農(nóng)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主題展覽”。新華社發(fā)

　　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所著《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英文版。資料圖片

　　武大衛(wèi)展示他的藏書之一《毛澤東詩詞》，他非常喜愛這本書，在其中夾了不少筆記。本報記者 韓曉明攝

　　甘肅會寧縣城西津門，1936年10月2日，紅一方面軍騎兵奔襲會寧，首先攻開此門，打開了勝利通道。隨后，紅四、紅二方面軍先后與紅一方面軍在會寧、將臺堡（今寧夏西吉縣將臺鄉(xiāng)）勝利會師，舉世聞名的紅軍長征勝利結(jié)束。1958年，西津門改建為紅軍會師樓。資料圖片

　　80年來，紅軍長征早已為外國記者、作家和學者所廣泛報道、記述和研究，紅軍在長征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英雄氣概和斗爭精神超越時空，走向世界。長征精神已成為激勵世界人民為了理想和信仰克服困難、堅持前進的巨大精神動力，正如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所說：“長征已經(jīng)在各大洲成為一種象征，人類只要有決心和毅力就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人類勇氣與怯懦的搏斗”

　　斯諾、史沫特萊、斯特朗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們用飽含深情的筆觸，將真實的長征介紹給世界。斯諾沖破重重封鎖，來到陜北根據(jù)地，對紅軍進行采訪。1937年10月，斯諾在英國出版了根據(jù)采訪手記匯集而成的《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第一次向全世界全面報道了長征的經(jīng)過，一個多月就發(fā)行5版，并很快被譯成法、德、俄、意、日等20多種文字出版。斯諾稱長征為無與倫比的史詩般的遠征，他充滿激情地寫道：“這些千千萬萬青年人的經(jīng)久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像一把烈焰，貫穿著這一切，他們不論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絕不承認失敗，所有這一切以及還有更多的東西，都體現(xiàn)在現(xiàn)代史上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的歷史中了。”

　　“大地的女兒”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中用1/10的篇幅，以生動、細膩和雋永的筆觸，刻畫了紅軍長征，向世界人民展現(xiàn)了長征這篇英雄史詩。她認為，“事實、數(shù)字和一路上千山萬水的名稱，都不足以說明紅軍長征的歷史性意義，它們更不能描繪出幾十萬參加長征的部隊的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以及它們所遭受的苦難。”紅軍經(jīng)過長征，雖然“瘦的只剩下骨頭架子”，但它“稱得起是世界上最頑強、最結(jié)實、最有政治覺悟的老戰(zhàn)士”。美國學者里奧·胡柏曼和保羅·史威齊都稱贊“長征”章節(jié)是本書“高潮”，他們認為：“與長征比較起來，漢尼拔跨越阿爾卑斯山在‘歷史的小劇院中’失掉了光彩，拿破侖自莫斯科的撤退也只是災難性的失敗，而長征則是最后的勝利的前奏曲。”

　　斯特朗曾6次來到中國，報道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她的名字與中國革命斗爭歷史密切相連。在《中國人征服中國》一書中，她專門介紹了“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英雄史詩”——長征。她寫道：由于“為中國的獨立而戰(zhàn)”的建議“石沉大海”，所以紅軍“決定采取現(xiàn)時代最富有戲劇性的勇敢行動，進行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偉大的遠征。”她正告讀者：紅軍借長征宣傳了抗日，實現(xiàn)了民族團結(jié)，“在長征途中，紅軍始終在宣告，中國必須為抗日戰(zhàn)爭的到來做好準備。”紅軍來到西北就是為了“向十一個省的人民宣傳民族團結(jié)的必要性。”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澤·施瓦茨，1907年生于德國，是一位堅定的反納粹戰(zhàn)士。1935年，她在倫敦與王炳南結(jié)婚，并給自己取了個中國名字——王安娜。轉(zhuǎn)年2月，王安娜隨王炳南來到中國，將青春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1964年，她把在中國的“自我實際的體驗”，寫成了回憶錄《中國——我的第二故鄉(xiāng)》。傾聽紅軍戰(zhàn)士所講述的“許多詳細的情況”，使她感到長征是“無與倫比的現(xiàn)代奧德賽史詩”，在她看來長征是“人類的勇氣與怯懦、勝利與失敗的搏斗。”她特別向讀者講：長征“這一行動要戰(zhàn)勝敵人和惡劣的自然條件，需有堅定不移的勇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