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七環’之外的河北，居然也能準點上班？”

　　當聽說程時兵住在河北廊坊、每天乘坐高鐵往返于京冀之間時，同事們都露出了驚訝的表情。程時兵所在的公司位于號稱“宇宙最堵”的北京西二旗（位于北京西北部）。居住在北京東南部的四惠、亦莊的同事，每天早上6時多就要出門上班。從距離上來看，廊坊比這些地方要遠很多。

　　地圖上，從北京中心向外蔓延的鐵軌穿過三環、四環、五環，將距離天安門56公里的廊坊、70公里的涿州、130公里的天津緊密相連。最高時速近300公里的高鐵，像一座快速移動的橋梁，將不計其數的工作崗位和家庭生活連接起來。

　　在經歷過惡劣天氣的延誤、過程繁瑣的改簽、數額不菲的花銷，乃至長時間往返的身心俱疲后，還在堅持的程時兵們覺得，“雙城生活”是他們在事業與家庭之間最好的平衡點。

　　漫長的上班路

　　站在取票廳里，面對機器上翻不到頭的車票信息，馬芳林（化名）才深刻地感受到，原來每日的往返竟然消耗了這么多車票。

　　從位于北京朝陽門豐聯大廈的公司，到河北涿州的家里，單程1小時40分鐘的車程，馬芳林已經走了1年半，也用身份證“檢”了1年半的票。她沒想過取出車票去報銷，因為刷身份證能節約出寶貴的兩三分鐘時間。這時她才發現，她想報銷的“北京-杭州東”的車票，已經被一堆“北京西-涿州東”的車票所淹沒，再也找不到了。

　　此后，學乖了的馬芳林總會忙里偷閑，找個售票窗口把車票打印出來。最多的一次，她花了十幾分鐘，才出完五六十張車票，幫她打票的售票員也嘖嘖稱奇。

　　與打票同樣煩惱的，還有改簽。加班晚了到車站改簽還好辦，要是忘帶身份證，人就真的崩潰了。有一次她把身份證忘在家里，只好使用涿州東站辦理的臨時身份證登車。但當她返程延誤要求改簽時，北京西站的工作人員告訴她，沒有照片的臨時身份證不能辦理改簽。“可是在北京辦臨時身份證必須要有照片，還得現照，隊排得老長。沒辦法我就又找了另外一個工作人員，他沒說什么就給我改簽了。”馬芳林說。

　　日復一日的往返，會有讓人感動的時刻，有遲到1分鐘時，工作人員幫她通融進站，也目睹過幾次乘客給老人和孩子讓座。

　　但在這段每日耗時近4小時的旅行里，她更多體驗的是擁擠和無聊。“最讓我痛苦的就是地鐵擁擠，早上在軍博擠，在西站也擠。”為了挨過漫長的上班之路，她總結出了一系列小竅門。

　　地鐵6號線的兩個電梯，哪個轉9號線更近；聽到哪句廣播語時應該動身穿過一個個車廂，走到距離車站出口最近的車廂；觀察每日遇到的乘客，猜測誰是和她一樣遷徙在兩個城市的“候鳥”，這些可以讓她枯燥的旅程多些樂趣。

　　平常時段，馬芳林只好看看手機，翻翻閑書打發時間。工作太忙的時候，她會提著電腦去餐車加班。她甚至認真數過在軍博換乘1號線究竟要走多少步，“但是從來沒有數完過”。

　　馬芳林認為，自己每日在北京和涿州往返，主要是因為這座在北京西南方向的小城沒有適合自己的工作機會，而北京的工作能夠讓人關注到行業最前沿的發展變化。因此，當丈夫在兩年前從海拉爾調回涿州時，她想都沒想就來到北京找工作。

　　如果說馬芳林如今每天的往返只是短途遷徙，那么在此前更長的7年里，這個女孩都在力圖和丈夫的行動軌跡保持同步，在中國廣闊的地圖上做出一次次長距離的跋涉。

　　馬芳林的丈夫從事石油勘探行業，需要經常調動崗位。2008年，馬芳林還沒畢業時，曾報考過甘肅敦煌的公務員，雖然她筆試名列前茅但面試失利。一個月后，聽說丈夫被調到了大慶油田，她又迅速敲定了齊齊哈爾一個高職院校的教師工作，那時兩人仍相距150公里。兩年半后，丈夫調至海拉爾油田參與攻堅戰，馬芳林又來到海拉爾的一家私企做了4年財務工作，直到丈夫2015年被調回涿州。

　　“為什么天天跑？因為他在涿州啊！覺得兩個人在一起就已經很好了。如果能在工作上有比較好的機會，即使再辛苦一些，也是值得的。”馬芳林說。

　　為了保證每日通勤能夠準點，馬芳林有著嚴格的作息時間表。每天她6時起床，6：50從家里出發，7時左右到達涿州東站，然后坐7：11的G6704趕往北京西站。再坐地鐵9號線轉6號線，一般她都能在8：30趕到公司。

　　她的丈夫包辦了所有家務，早飯、晚飯，甚至每周的訂票任務。時間一長，馬芳林的丈夫也摸出買票的規律，“我每到周四周五，就給她買好下周一到周五早上的票。晚上的車票比較充裕，但是周五比較緊張，也給她買周五晚上的，所以一共是6張。”

　　可即便設定了周密的買票流程，這位細心的丈夫還是在一年多的買票工作中出現了紕漏，忘記購買了某天早晨的車票。那一天，馬芳林只能臨時購買7：28發車的車票，然后一路狂奔到公司，但還是遲到了20多分鐘。

　　“為啥不能一下子開通月票呢？”馬芳林說。

　　高鐵上建起了社交圈

　　與因高房價被迫開啟雙城生活的人不同，李荀屬于北京的有房一族。但是，他卻寧肯每日多花上半個多小時，在涿州與北京之間往返。

　　李荀把家搬回距離北京近70公里的這座京南小城，主要是為了方便女兒上學。他在北京的房子位于八通線管莊站附近，周邊沒有好學校。況且，對于沒有北京戶籍的他來說，女兒早晚要回到河北高考。

　　“在涿州的開銷遠小于北京，我女兒現在一個學期的幼兒園學費是2000元，而且是公立的。這樣，我就能拿出一些錢保證孩子上她想上的課外班，比如鋼琴、舞蹈。但要是在北京，這些錢只夠上幼兒園。”李荀說。

　　最初，李荀開車上班，從涿州家里到石景山游樂園附近的公司，走京石高速來回大約130公里，有時還會碰上擁堵或是封路。后來，聽說有人乘坐京津城際列車通勤，李荀開始琢磨搭乘高鐵上下班。

　　那段時間，他每天早上都會開車到涿州東站，坐高鐵到北京西站，再換乘公交車趕到公司。由于早晚高峰時，進出京的公交車恰好與堵車的車流相向而行，李荀不僅沒遇到過堵車的問題，而且一直都能找到座位。

　　長時間的通勤，讓李荀發現了不少快速換乘的秘訣。他得意地說，他每天早晨常坐G6704列車，該列車1號和2號車廂的連接處，靠近北京西站南二出站口的門。有些人為了能更快下車趕在人少時進地鐵站，索性放棄自己的座位站在固定的車廂門口，李荀則是千方百計地把票買在指定的車廂處，有時不惜買商務座或一等座。

　　從涿州東站到北京西站，G6704全程行駛25分鐘。在與身旁乘客聊天時，他常常能遇到同一個小區或附近小區的鄰居，后來大家約定一起拼車去高鐵站。

　　“我在涿州的一部分社交圈是在高鐵上建立的。”李荀說。從涿州往返北京的常客從事著不同的行業，有的和李荀一樣在互聯網公司工作，也有人做銷售經理、護士和技術員。為了互相提醒買票和列車延誤信息，經常坐高鐵的這十幾個人組建了微信群。

　　小圈子的人甚至會選好返程車廂的固定位置，方便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坐八節編組的G6707時，他們會固定來到7車廂和8車廂之間。至于十六節編組的G623，他們一致認為選在10車廂和11車廂間下車最便利。

　　生性樂觀的李荀，對于眼下的雙城生活頗為自豪。3年多里，他發布了200多條關于高鐵上下班狀態的微博。有段時間，他還會選擇購買單程89.5元的商務座，“并不是因為沒有普通票，而是真的在享受一下”。

　　可是在冬天下雪和夏天下暴雨時，高鐵也會延誤。碰到這種“抓瞎”的情況，李荀要么退票開車去房山線的籬笆房站換乘地鐵，要么請假，這不可避免地會影響他的工作考核。“公司同事表示過不滿，但他們尊重我的選擇。”李荀說。

　　除了天氣因素，調整列車運行圖（下稱“調圖”）更牽動著高鐵上班族的心。前幾年，由于調圖取消了早上合適的車次，李荀整整開了一個月的車上班。聽鐵路工作的人講，有兩個縣級市互相較勁，希望增加自己的停靠車次，減少另一方的停靠車次。“我們著急啊，差點就發聯名信了。”李荀說。

　　如今，早晚的高鐵車次固定了，多一班少一班的調圖不太能影響到高鐵上班族。李荀也把高鐵通勤的季節固定在有大霧的深秋和冬季，每年大概有4個月的時間。習慣了頻繁穿越省界，李荀只有在看到路邊的某個房子時，才突然反應到自己其實是跨省上班。

　　很小的時候，李荀就經常隨奶奶到北京探親。那時候從河北淶源坐長途汽車到北京要走三四個小時，從高碑店坐綠皮車到豐臺西站也要一個多小時。現在同樣的距離，坐高鐵只要25分鐘，開車一個多小時。

　　“有人說‘逃離北上廣’，也有人說‘返回北上廣’，”李荀說，“但我們這些雙城生活的人用實際行動在告訴其他人，沒有逃離，也沒有返回，地域之間的距離會越來越短。”

　　大城市承載的夢想

　　在廊坊站西南100米處，有個專門為通勤人員設置的自行車場，“1天1塊錢，包月15塊錢。”每天早上，程時兵總會在這里碰到許多臉熟的人，這些高鐵上班族把不大的停車場停放得滿滿當當。除了騎車，他還把每天在高鐵上的21分鐘視為鍛煉時間，在車廂連接處走來走去，“微信運動里基本上每天都能走1萬多步”。

　　閑暇時，程時兵也會看看單詞。在工作語言為英文的外企里，他必須經常閱讀英文才能保證自己不落伍。不過，如果程時兵此時放下手機，沒準還能看到旁邊有個跟他年齡差不多的小伙子，也在皺著眉頭學習日語的五十音圖。

　　與程時兵一樣，正在學習日語的郝云峰（化名），也幾乎每天都在北京和廊坊之間通勤。不同之處在于，郝云峰和妻子兩個人都屬于高鐵上班族。

　　有時，郝云峰也會感覺心里比較矛盾，如果在廊坊找個工作，不僅輕松許多，中午還能回家吃飯看看孩子。可他特意留心了下職位，發現北京的工資至少要比廊坊高三倍以上，而像他所做的游戲發行工作，當地也沒有相關的產業。

　　打小就喜歡玩游戲的郝云峰，把做出一款經典游戲視為自己的職業夢想，但如果在廊坊工作，實現這個夢想幾無可能。更何況，他看到北京的每個年輕人都充滿干勁兒，大家都想著有機會湊在一起做點什么，這可是小城市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我現在30歲的年齡挺尷尬的。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快兩歲的孩子，幼兒園學費一個月1600元，再加上房貸，都不是小數目。”郝云峰說。此外，習慣了大城市吃頓飯三四百元的消費習慣，他們也很難忍受小城市低工資條件下的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郝云峰對廊坊的居住環境倒是比較滿意。兩個人坐高鐵的成本每月是2600元，這大大低于他們在北京五環外的租房成本。而無論是衛生條件，還是鄰里關系，他們在廊坊購買的新房都要遠強于租的房子，“基本上買了房都是打算要在這兒過一輩子的”。

　　有時候，郝云峰腦海中甚至會浮現出一個畫面，廊坊后來通了地鐵，雖然交通便利了，但是大量的人口從外面涌來，使得廊坊徹底變成像北京天通苑一樣的睡城。嘈雜的環境和飆升的房價，最終讓這個安靜的小城不復存在。

　　但眼下，他和妻子仍然只能每日奔波在兩個城市間，耗費往返3個多小時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