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2月11日電（記者胡雋欣）2017年初，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寫入全國兩會審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2017年10月，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2017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粵港澳大灣區列入2018年重點工作。

　　時間的演進凸顯的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戰略地位以及香港和澳門被寄予的厚望。

　　建設中的虎門二橋（2017年12月14日攝）。新華社記者 盧漢欣攝

　　近日，多位專家接受新華網專訪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推動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抓手，各項跨境基礎設施建設的有效推進為灣區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灣區內各城市優勢互補、錯位發展，將成為港澳與內地合作體制機制創新示范區。

　　互聯互通 基礎設施建設聯通大灣區未來

　　2017年的最后一天，歷經14年籌備、建設的世界最長跨海大橋港珠澳大橋主體工程全線亮燈、具備通車條件；2018年1月底，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運營備忘錄簽署，為廣深港高鐵與內地高鐵網互聯互通奠定良好基礎。

　　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載體和內容。“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等基礎設施建設為實現新的發展打開壁壘，”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學教授兼課程主任婁勝華說。

　　婁勝華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共建世界級國際航運物流中心為目標，旨在為國家打造一個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貨物和資本集散、市場拓展的空間載體和管理中樞。

　　幾項跨境工程的開通，不僅有助于區域建成功能完備、及時可靠、通關便利、流轉順暢、經濟高效、海陸空并進的門戶和樞紐，也改變了粵港澳大灣區內居民的時空概念，區內“一小時生活圈”的愿景將成為現實。

　　資源整合 為港澳一些內生矛盾找到解決途徑

　　多位專家受訪時表示，香港社會的一些內生矛盾，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中找到解決方案。

　　香港土地面積的局限限制了發展所需空間及生活居住空間，由此產生的房價高、租金高的問題讓香港很多年輕人感到承擔不起。“國家希望能夠通過整個大灣區的整合，為香港創造更多產業空間腹地和生活空間腹地。”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也認為，進入“一小時生活圈”的港人就業置業不會僅僅局限于香港，他們會愿意更多地融入內地、搶占先機，重新規劃自己的人生。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分析說，在粵港澳大灣區平臺中，通過城市的互聯互通，港澳地區的年輕人可以有更好的發展空間，老年人也可有更多的生活選擇。

　　這是無人機航拍的港珠澳大橋（2017年6月6日攝）。新華社記者梁旭攝

　　優勢互補 粵港澳錯位發展推動區域轉型升級

　　交通層面的互聯互通，不僅有利于在物流運輸領域提升粵港澳大灣區的競爭力，金融服務、旅游休閑、科技創新等多個行業也將受惠于這些基礎設施建設工程。

　　“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國家新經濟發展的策源地。”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毛艷華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在全球價值鏈高端要素便捷流通的競爭方面有著先天優勢，將成為國家雙向開放的重要平臺。

　　他說，當前全球制造業競爭進入新階段，大數據、人工智能、3D打印等成為新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信息技術、智慧城市等領域成為制造業高地。粵港澳大灣區在這些領域有很好的發展潛力和創新源頭，將成為國家占領全球制造業和新經濟制高點的重要支撐區位和平臺。

　　在談到粵、港、澳三地如何勢互補、錯位發展時，多位專家為大灣區建設支招。婁勝華說，灣區內要實現三地分工合作，珠三角地區為港澳鞏固服務業優勢、發展多元化產業提供支撐，港澳特區則可在金融業和高端服務業等領域更好地發揮自身優勢。

　　中銀香港有限公司高級經濟研究員王春新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旨在打造三個世界級的產業群：世界級的科技創新產業平臺、世界級的金融重鎮和世界級的商貿中心。在這個過程中，香港可扮演好金融中心的角色，發揮好貿易物流帶動的作用，承擔起促進科技合作的責任。

　　澳門基金會研究所副所長楊道匡則認為，澳門可通過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合作突破土地空間局限，積極推進建設世界旅游休閑中心，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推進多元產業發展。

　　正如郭萬達所言，粵港澳大灣區使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有了具體的途徑和平臺，可以促進港澳地區發展大都市圈、拓展腹地空間，推進港澳產業升級，并為港澳提供更為廣闊的發展平臺。

　　這是聯通深圳、珠海、澳門、香港，以及可以停泊郵輪的深圳太子灣郵輪母港（2016年11月16日攝）。新華社記者毛思倩攝

　　打破藩籬 探索港澳與內地合作體制機制創新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法律體系，這種合作在國際上還沒有先例。”毛艷華說。多位專家在受訪時均表示，如何提高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之間的合作效率，是推動合作進程中存在的挑戰。

　　“粵港澳區域是功能多樣化、空間差異化分工、內在相互支撐合作的整體性產業鏈地區。”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馬莉莉建議各方打破制度藩籬，構建溝通合作機制，積極尋找應對路徑。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港澳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陳欣新建言說，港澳須同在改革開放中率先發展起來的珠三角地區進行有機結合，順應國家進一步開放發展的需要。“要想做好有機結合，重點是要把港澳不同制度差異造成的交流合作成本在粵港澳大灣區內部降到最低。”

　　他建議，港澳同胞到內地來發展，交往成本要減少，基于身份的限制要減少，“使他們不僅來得了內地，還要待得下去；不僅他們能來，他們的親屬也能來。”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顧敏康則從法律層面分析道，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應該法治先行。他說，要加強粵港澳之間法律合作，力爭做到“法律從優”，選擇最好的法律安排，以利于保障權益和解決糾紛；要通過法治措施落實港澳居民在內地工作、學習和生活時享受與內地居民同等待遇。

　　“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一國兩制’下港澳跟內地合作機制創新示范區。”毛艷華說。他認為，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探索機制體制創新，發揮港澳優勢，深化港澳與內地的資金流、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便捷互通，對于推進“一帶一路”，實施高水平雙向開放的國家發展大局都有重要意義。

　　對于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發展前景，他充滿信心：“‘一國兩制’方針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制度保障；《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內地與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及其相關補充協議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經貿制度保障；同時，粵港澳三地不僅同根同源，血脈相通、文化相同、語言相同，而且早有合作基礎。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發展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