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廣州7月1日電　題：善用“一國兩制”優勢　譜寫灣區新篇——粵港澳大灣區規則對接的探索與實踐

　　新華社記者 徐金鵬 王攀 查文曄 朱宇軒

　　迎接香港回歸祖國22周年之際，備受矚目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也迎來了千帆競渡、百舸爭流的新一輪發展熱潮。

　　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條件下推進區域深度合作，這是沒有國際先例的開創性、探索性事業。從2017年7月1日《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簽署開始，能否真正打破制度壁壘、實現規則對接，將“制度之異”變成“制度之利”，就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面臨的最重要、最緊迫的課題之一。

　　兩年間，從廣深港高鐵到港珠澳大橋，再到經濟發展、民生保障方面的深入合作，事實證明，在中央的謀劃、部署和推動下，粵港澳大灣區既堅守“一國”之本，又善用“兩制”之利。三地間不斷深化的規則對接，不僅為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開辟了一條新路，也在全球范圍內譜寫了區域合作的嶄新篇章。

　　“超級工程”見證三地破障前行

　　盛夏時節的伶仃洋，海天一色，港珠澳大橋凌波飛架三地，寬闊平坦的橋面上，車流、客流穿行不息。

　　這是一串靚麗的數據：截至今年6月初，經港珠澳大橋口岸驗放出入境的旅客已突破1000萬人次；僅今年前5個月，經大橋口岸進出口的貨物總值就達145.6億元人民幣，貨運量達到9.9萬噸。

　　優質高效的通關環境，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從港珠澳大橋口岸通關；不斷增多的旅客人流，正推動大橋管理部門籌備東人工島的旅游開發。回顧半年多的運營和歷時十多年的籌備、建設過程可以看到，正是因為集成了“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實現了三地的規則對接，港珠澳大橋才得以從復雜的利益訴求中“破圍而出”。

　　依靠精巧的工程設計，一座將車道一分為二、互相交叉的高架橋，讓在香港靠左行駛的右舵車可以自如地在上橋后切換成靠右行駛；在重大決策上，大橋形成了覆蓋中央部委、粵港澳三地政府以及項目法人的“三級架構、兩級協調”的治理機制和爭端解決機制；對于大橋項目所涉及的技術標準體系，三地則依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則，以充分發揮三地各自的優勢和長處；面對三地不同的法律法規體系，大橋委托法律專業研究機構全面介入，保證重大決策能得到充分的法律支持；大橋口岸實施的“粵港兩地海關快速通關對接合作模式”和粵港海關貨車查驗結果互認政策，使得港珠澳大橋口岸貨物通關流程進一步簡化……

　　“三地的融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這座橋由粵港澳三方任何一家單獨建，或者‘牽頭建’，可以說都建不成、建不好。港珠澳大橋跨境協作的每一小步，都是粵港澳大灣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跨境協作的重要一步。港珠澳大橋的建設實踐表明，三方有共同利益的事項，在中央政府主導下一定能辦成。”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原局長朱永靈說。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郭萬達說，從左右舵的自如切換，到運營階段對超載、超速的管制，對車輛保險的要求，港珠澳大橋不僅完成了基礎設施硬件“無縫切換”，也實現了三地觀念的對接、規則的銜接。

　　“內地與港澳在法律、制度、標準、習慣、文化等方面的確存在一系列差異，但正如港珠澳大橋成功建設和運營所證明的那樣，三地完全可以在承認差異、尊重差異的基礎上，去發掘‘兩制’各自的優勢、長處，尋求互補共贏的機會。” 他說。

　　2018年10月24日，莊東平駕駛著“粵ZJD86港”兩地牌照貨車，成為首位經過港珠澳大橋抵達內地的貨車司機。“方便”“痛快”，是他最直接的感受。

　　如今，他所服務的珠海市廣豐物流有限公司已經成為港珠澳大橋的“大贏家”。總經理張杰預計，全年跨境電商網購直郵進口總額將達到10億元，同比增長超過700％。

　　化解壁壘推動實現“宜居宜業宜游”

　　2019年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全文正式公布，“加強政策協調和規劃銜接”成為規劃的重點。

　　對此，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早在2018年，廣東就圍繞推進大灣區規則相互銜接開展了“深調研”，全面梳理8個方面30個具體問題，赴十多個國家部委匯報對接、爭取支持，推動港澳居民申領居住證、取消辦理就業許可證、降低跨境通信資費等便利措施出臺，得到三地民眾的高度認同。

　　“下一步，我們將重點抓好加快對接營商環境、更好對接科技創新政策、有序推進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更好銜接民生領域規則，推動持有居住證的港澳居民在粵參加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享受與內地居民同等的財政補貼和社保待遇，推動粵港澳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互認，推進降低港澳專業人才執業門檻。”他說。

　　規則對接，民生受益。今年6月，《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附件“澳門特別行政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式公布，標志著澳門正式將參與大灣區建設納入本地五年發展規劃，其中，促進教育發展、推動青年到大灣區創新創業就業、加快建設宜游宜樂城市、推動特區經濟適度多元、助力居民到大灣區就業等被列為重要內容。

　　在香港，得益于規則對接、融合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內的跨境移動支付已經打通，且覆蓋范圍不斷擴大；香港和廣東、澳門的基建互聯互通水平也不斷提升，高等教育合作正深入推進；從旅游到專業服務領域，產業合作也在廣泛開展。

　　對此，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認為，大灣區不但可以為香港經濟尋找新增長點，促進產業多元發展；通過打造大灣區成為優質生活圈，還可拓闊香港居民的生活空間，使大灣區成為香港廣闊的腹地。

　　如今，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離境大堂，不少乘客會在香港口岸區出境查驗通道前專門停一下，用手機、相機記錄“一地兩檢”體驗。2018年9月23日開通以來，這一便捷、高效的通關方式，已經改變了許多人的工作和生活模式。

　　“大灣區既尊重兩制差異，也通過轉換、銜接、適應，將兩制之異變為兩制之利，從而創造出惠及內地和港澳同胞的巨大的制度紅利。現在的大灣區，效率更高，選擇更多，市場更大，舞臺更廣闊，未來的大灣區將不斷滿足內地和港澳民眾對更美好生活的追求。”郭萬達說。

　　大灣區規則對接探索為全球提供借鑒

　　今年3月，位于廣州市郊的從化馬場舉辦了一場特殊的純演示性速度馬術比賽，這也是香港賽駒首次在內地參與速度馬術比賽，吸引了1700多名內地觀眾。

　　近20年來，香港賽馬會一直努力尋找額外土地，以增建設施輔助沙田馬場的馬匹訓練。香港賽馬會最終確定在從化馬場建造新的馬匹訓練設施。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從化無規定馬屬動物疫病區與馬場的落成和持續運行，是香港特區與內地發揮各自優勢和共同努力所取得的豐碩成果，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一個成功例子。

　　在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梁海明看來，正如從化馬場這一成功范例所昭示的那樣，源自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則對接探索與實踐，也為全球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法律體系、不同市場機制之間的對接和融通提供了經驗和參考。

　　“研究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如何成功推動政策、設施、貿易、資金和民心的互聯互通，對于推動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地區的‘五通’，具有非常大的借鑒意義。”他說。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所長劉祥也認為，大灣區建設中“自由港+自貿區+產業園區”的創新制度體系，可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參考，以完善頂層設計，布局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經濟發展，這是大灣區輸出制度軟實力的重要內容。

　　如今，從攜手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市場到推動廣東的制造業與港澳服務業“組團出海”，從粵港澳攜手赴海外開展大灣區品牌推介和聯合招商到合作打造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融資平臺，大灣區內的規則對接，正在對全球市場釋放積極的外溢效應。

　　打造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平臺，是粵港澳大灣區五大戰略定位之一。 展望未來，廣東將與港澳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推動開放資源融合、開放優勢互補、開放舉措聯動，引領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把開放大門越開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