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所做的“八七會議”記錄手稿

　　《鄧小平傳（1904-1974）》中敘述了鄧小平與武漢的淵源：正是通過1927年武漢“八七會議”，時年23歲的鄧小平與毛澤東相識并受到毛澤東的思想影響。現(xiàn)本報刊發(fā)其中部分章節(jié)，以饗讀者。

　　輾轉到武漢任中央秘書

　　主要任務是管文件

　　1927年7月初，鄧小平輾轉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漢，隨即到中央軍委報到。在這里，他見到了在法國分別的周恩來和聶榮臻。周恩來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事部部長，聶榮臻在中央軍委工作。經(jīng)中央軍委介紹，鄧小平被安排到中共中央機關工作，擔任中央秘書。

　　兩個多月前，在武漢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總結了五卅運動以來黨只注意于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的斗爭，而忽略了與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斗爭，以致沒有能夠有效地防止蔣介石叛變的教訓。但是，會議沒有能夠在當時十分危急的狀況下提出如何挽救革命的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陳獨秀在會上仍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

　　五大以后，陳獨秀準備在中央秘書長之下設八大秘書，先任命了劉伯堅、鄧小平等，后八大秘書并未任命滿，已任命的其他幾個人都未到任。這時的中央秘書長是鄧中夏。作為中央秘書的鄧小平，工作任務主要是管文件、交通、機要等事務，在中央的重要會議上作記錄和起草一些次要的文件。

　　鄧小平對陳獨秀并不感到陌生。十多歲在老家廣安上中學時，他就知道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在法國，他讀了不少陳獨秀的文章。從某種程度上說，陳獨秀也是鄧小平思想上的領路人之一。鄧小平到黨中央機關工作后，經(jīng)常參加中央的各種會議，而同陳獨秀有了直接的接觸。后來他在談到對陳獨秀印象時說，陳獨秀搞“一言堂”，主持開會相當簡單，有時顯得相當武斷。他還說到：革命隊伍內的家長制作風，“它的影響在黨的歷史上產生過很大危害。”陳獨秀“是搞家長制的。”“第一次大革命是我黨積蓄了力量干出的一個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長時間的陳獨秀機會主義領導斷送了。”

　　這些，應該說是鄧小平的親身感受。

　　適應地下工作需要

　　名字由“希賢”改“小平”

　　由于黨內對陳獨秀右傾錯誤的不滿越來越強烈，7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zhí)�雷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同時，決定陳獨秀去共產國際參加討論中國革命問題。

　　7月15日，汪精衛(wèi)集團在武漢發(fā)動反革命政變，同中國共產黨決裂，隨后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大逮捕、大屠殺。至此，國共合作領導的大革命宣告失敗。

　　在白色恐怖籠罩下，中國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

　　剛到武漢黨中央機關工作不久的鄧小平，便面對一場嚴峻的考驗。他隨黨中央機關一會兒從漢口搬到武昌，一會兒又從武昌搬回漢口，頑強地與國民黨反動派周旋。為了適應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需要，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希賢”改為“小平”。

　　7月下旬，中共中央決定舉行南昌起義。鄧中夏隨周恩來等人去了南昌，中央秘書長一職由李維漢兼任。李維漢是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發(fā)起人之一，鄧小平在法國時就知道他的名字，但未見過面。這時的黨中央與全國大多數(shù)黨組織都失去了聯(lián)系，因此中央機關的工作并不很多。

　　8月1日，周恩來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指揮黨掌握或影響下的軍隊兩萬多人在南昌舉行起義，打響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俄租界內參加八七會議

　　困了在地板上打個盹

　　幾天之后，8月7日，為了檢查和糾正黨在大革命后期的嚴重錯誤，制定新的路線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出席會議的有部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監(jiān)察委員，還有中央軍委、共青團中央、中央秘書處，湖南、湖北兩省黨組織的代表和負責人，以及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米那茲。

　　這次會議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籌備和召開的。作為黨中央秘書的鄧小平參加了會議的籌備工作。他和李維漢一起住在瞿秋白夫婦的住處德林公寓內。這里離開會地點很近，來往方便。

　　8月3日夜，鄧小平被交通員悄悄地帶到會場——漢口俄租界三教街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樓。這里原是蘇聯(lián)援華農民問題顧問洛卓莫夫的家。二十多天前，洛卓莫夫被汪精衛(wèi)驅逐回國。這棟公寓樓地處俄、英、法三個租界的結合處，前臨僻靜街道，后通小巷，屋頂涼臺與鄰居涼臺相連，一旦發(fā)生緊急情況較易撤離。會場為相連的兩個房間，還有一間側房作廚房用。鄧小平是最早來到這里的，又是最晚走的，負責有關的會務工作。

　　8月的武漢，酷熱異常。為了保密，房子的門窗整天關著，不透一點風，室內悶得像蒸籠。鄧小平和陸續(xù)到達的與會者都擠在里面，焦灼地等待著會議的召開。困了就在地板上打個盹，餓了便倒杯開水吃點干糧。

　　八七會議由瞿秋白、李維漢主持。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在會上作《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和結論，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會作《將來工作方針》的報告。會上的發(fā)言都是集中批評大革命后期陳獨秀和黨中央的右傾錯誤。有的發(fā)言也批評了蘇聯(lián)顧問和共產國際代表的錯誤。毛澤東在會上發(fā)言，指出黨中央在對待國民黨的問題、農民問題、軍事問題及組織問題上犯有錯誤。軍事問題上，毛澤東批評了“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的錯誤，強調全黨“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毛澤東關于軍事問題的一席話，后來被概括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

　　第一次見到毛澤東

　　贊同武裝斗爭主張

　　鄧小平擔任會議記錄工作。現(xiàn)在得以保存下來的八七會議上的報告和發(fā)言記錄，都出自他之手。

　　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發(fā)言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同與會的很多人一樣，從心底里贊同毛澤東的主張。后來，他在領導武裝斗爭的實踐中多次強調：“最中心的是武裝斗爭，沒有堅強的武裝斗爭作核心，其他一切都困難”，只有“武裝斗爭能夠打開局面”，只有“武裝斗爭才能取得勝利”。

　　八七會議比較徹底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錯誤，確立了土地革命和以武裝革命反對武裝反革命的方針，實現(xiàn)了中國革命新的歷史性轉變。8月9日，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央臨時政治局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

　　八七會議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批共產黨人勇敢地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農村，致力于組織發(fā)動農民武裝斗爭，使革命開始出現(xiàn)新的轉機。9月上中旬，毛澤東發(fā)動了著名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隨即率領起義部隊于十月到達井岡山，創(chuàng)建農村革命根據(jù)地。

　　為了適應革命發(fā)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于9月21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中共中央遷往上海。十月，中共中央秘密從武漢遷往上海。

　　鄧小平隨黨中央機關一同到達上海。

　　1980年鄧小平重回武漢憶八七會議

　　代表后門進

　　天熱睡地鋪

　　五十多年后，1980年7月，鄧小平到武漢視察工作，特地參觀了八七會議會址。故地重游，記憶閘門一下子打開了。他說：“為保證會議絕對安全，會議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黨內交通員帶進去的。辦事情的少數(shù)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負責人最后進，最早走。八七會議會址與餐廳相隔，兩處均有后門相通，會議代表全部從后門進入。”“李維漢是秘書長。我是第一批，記不清和誰一起進來。我在這里呆了六天。會議開了一天一夜，極為緊張。我是最后走的，走得最晚。八七會議是武漢最熱的時候，開會的當時甚至連門也不能開，進去了就不能出來。我是一個晚上帶著行李進去的，我們進去就睡地鋪。”“當時都是年輕人。毛澤東三十四歲，瞿秋白二十九歲，李維漢三十一歲，任弼時二十三歲，我二十三歲，陸定一那時比我小兩歲。”

　　鄧小平還特別說道：“首先要講南昌起義。八七會議是號召舉行全國武裝起義，會后在全國各地相繼組織武裝起義，雖然八一南昌起義在八七會議之前，但八一南昌起義也是體現(xiàn)八七會議方針的。”

　　此時，鄧小平已是八七會議參加者中寥寥健在者之一。他對五十多年前召開的那次會議的回憶，連細節(jié)都如此真切，可見給他留下的印象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