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國一線城市房價暴漲，終結了一個“黃金時代”——一線城市普通的中產階層，依靠自己的收入買得起盛放“三口之家”夢想的房子。由住房構成的財富鴻溝正在形成，而未來這種局面很難改變。
地產讓富人更富，窮人更窮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因普遍貧窮而消滅了財富差距。啟動改革開放到2000年這一時期，中國也沒有呈現出普遍而巨大的收入差別，相反，由于農村實行了土地承包制度，擁有了生產資料的農民收入持續增長，并逐漸縮小與城市人口的收入差距。在這一時期，雖然經濟高速增長，但基數較低。中國經濟在1980年代與1990年代經歷了兩次惡性通脹，都被政府義無反顧的壓制下去。另一個關鍵因素是，在2000年以前，通脹只是帶來一部分商品價格短暫的起伏，中國家庭并無資產概念。
中國財富分配發生巨大變化，2000年左右是個節點。準確的說，1998年實行住房制度改革，1990年代末為擺脫通縮而加大貨幣投放與財政投資力度，2003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同期美國正在通過低利率刺激消費，促成中國成為全球制造業轉移的基地，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工廠。與此同時，以大城市擴張為開端的城市化開始提速，迅速膨脹的外匯占款也釋放出大量貨幣。
這一時期，中國人的收入差距相當程度上是由市場決定的。由于美國消費品需求強勁、中國城市化加速，以及在此過程中收入大漲的中國人加速了排浪式消費，因此，幾乎所有行業都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每個融入市場的人都獲益匪淺。在這場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從封閉到全球化的開放過程中，除了生產要素的分配與回報導致不同的收入差別外，更重要的是經濟轉型帶來的機遇，盡管有時候機遇并不是以公平的方式出現。
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必然加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這一時期，供給過剩的農村勞動力的付出遠遠少于回報，做過努力的政府取消了農業稅，建立起基本的農村社會保障，并修改了勞動合同法。城市白領享受了一段美好的時光，他們一個月的工資大部分時候可以在自己的城市購買一平米住房（現在有的城市，白領一年的工資才可能購買一平米住房！），他們開始學習現代的消費文化與生活方式，互聯網讓中國人的世界變得遼闊。
但是，2008年以后至今，中國的財富分配主要不再是依靠市場，主要不是由市場競爭中不同企業或個人的狀態決定。政府為穩定經濟采取的刺激計劃，讓貨幣流向了地產業與基礎設施建設，依靠這種模式維持增長的做法，帶來了信用持續擴張，通脹與資產泡沫起來了。2012年后，過剩的資本繼續流向IT（創業泡沫）、金融業以及地產業，不斷擠壓了那些高效的生產部門。
在這一過程中，農民工暫時是主要獲益者，因為地產業與基礎設施建設吸收了大量勞動力，導致勞動力緊張以及價格持續上漲。這對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構成了巨大沖擊。中國經濟脫實向虛的趨勢在保增長政策下開始強化。但是，農民工本身也是通脹的受害者，而且收入增長缺乏可持續性，它不是由消費需求拉動的，而是投資，即地產與政府基建，兩者事實上為一體，只有發展地產，地方政府才有更多的土地財政收入支撐不斷投資，但地產已經出現嚴重的庫存。
由于勞動力不斷流向服務業、地產業、建筑業等，中國經濟整體勞動生產率增速，自2008年后出現持續降低。不同部門間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不同，工資增長率卻趨于相同，這產生了工資增長快于勞動生產率增長的現象，引起結構性通貨膨脹。城市中產階級成為通脹的主要承受者。但是，引起財富差距的主要是地產，讓富者則更富，窮人更窮。2008年后由富人投資性消費推動房價幾次脈沖式上漲，最終導致房價遠遠超出城市中產階層的購買力，這對還沒有買房的新的中等收入者而言是個噩夢。
轉型期破局，中國會步入日本后塵嗎
中國經濟轉型期的通脹、資產泡沫，為城市居民帶來不安全感，而且中產階級的收入增速，已經追不上物價的漲幅，甚至就業也因經濟轉型而變得不穩定，再加上社會也面臨同樣的轉型陣痛，不平等擴大，污染問題嚴重，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等，導致中等收入群體焦慮感上升，擔心隨時在現有的社會地位中滑落。
在一個轉型社會，中產階層的不安全感是一種自然的伴生物，韓國、臺灣等社會在轉型期都出現大規模移民現象，或者社會運動，這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慌以及對公平社會追求的反應。而且，轉型社會中的人們內心缺乏價值之錨，容易產生外部與內心相互強化的作用。如果政府沒有努力通過改革給予人們一個美好的方向，這種不安會加倍釋放。
未來會更加美好嗎？或許。我們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轉型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沒有誰能夠給出確切的答案。即使在美國，多數美國人一直認為兒子收入好過父親理所應當，但2014年只有41％的30歲美國男性比他父親掙得多。美國的中產階層在不斷滑落，貧富差距拉大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突出的現象，并再次改變了歷史的方向：反全球化的特朗普成為了美國總統。
理論上，中國應該努力擴大中產階層的規模，用他們的消費支撐制造業與服務業，吸收更多的農村勞動力。依靠投資拉動與信用擴張的模式刺激經濟，只會讓中產階層消費力不斷降低，而寄生于政府債務與銀行信貸的農民工就業的收入不可持續。這是一個很困難的發展模式。
但是，當中國像日本轉型期一樣，希望在平衡與協調中實現轉型目標時，意味著會繼續采取刺激性政策擴大需求，以維持“穩定”，這會繼續縱容和鞏固舊的發展模式。1980年代與1990年代，中國之所以能夠以強硬的手段對抗通脹，是因為那時人們還沒有資產以及由此產生的巨大利益，但現在利益階層可以阻礙甚至綁架改革。
在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了抑制資產泡沫的要求。這可能意味著樓市泡沫不會被刺破，而是維持“不漲不跌”的平衡，以免金融遭受沖擊。如果政府希望通過經濟增量來消化資產泡沫，增量可能依然來自信用擴張與通脹，導致工資上漲但購買力縮水的現象，人們會日益窘困。考慮到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以及中產階層消費力不斷下降的事實，中國經濟轉型到依靠內需循環發展的可能性越來越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難度越來越大，財富鴻溝可能會日益加深。而這個趨勢，正是中國中產階層不安全感的主要來源。（張立偉）
編輯：
林馥榆
關鍵詞：
中國;中產;地產
兩會民聲：房價物價，你慢點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