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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冬，北平舉行了一場盛大的音樂會，參加演出的有世界四大小提琴手，中國的國樂家也應邀演出。只見一個年輕人走上臺，用二胡演奏了《病中吟》等樂曲，當演奏終止時，場內(nèi)頓時爆發(fā)出海嘯般的歡呼聲，久久不能平靜。西方人士為之傾倒：“沒有這位先生，將不知中國還有音樂”！這個年輕人就是我國著名的民族音樂家、現(xiàn)代民族音樂的奠基人劉天華。而今年是他誕生120周年！

　　劉天華（1895-1932），原名壽椿，無錫江陰澄江鎮(zhèn)人，1895年出生在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少年時勤奮好學，憑堅強的毅力和鍥而不舍的精神，學會了二胡、琵琶、小提琴、鋼琴等中外樂器的演奏方法并應用自如，且不斷改革創(chuàng)新，一生創(chuàng)作了大批二胡獨奏曲和琵琶獨奏曲，是他第一次把二胡等民族樂器正式納入高等音樂專業(yè)課程，創(chuàng)建了一個中國現(xiàn)代音樂史上新的二胡演奏學派，被國內(nèi)外音樂界譽為二胡演奏藝術的“一代宗師”。

　　癡迷國樂

　　劉天華自小受家鄉(xiāng)民間音樂的熏陶，經(jīng)常隨兄長劉半農(nóng)去離家不遠的文廟等地看佛事、道場，那有著獨特韻律的江南絲竹，常使幼小的天華癡迷。一次他為了聽樂師奏樂，人小看不清，就爬上竹梯，看得入了神竟從梯子上摔下來。過后，他花兩角錢買了一把紙筒二胡拉著玩，父親見后大怒，奪過去甩地踩碎，還訓斥他喜歡這種“叫花子”拉的東西沒出息。盡管被訓，但音樂的種子已深深地植根于他幼小的心靈中。

　　1909年，劉天華考入省立常州中學，參加了學校軍樂隊，學習西洋銅管樂器。1912年，隨哥到上海，進滬西開明劇社當演奏員，使他接觸到嶄新的西洋樂器，這段時間他如饑似渴學音樂理論，還學了鋼琴和小提琴。在劇社一年多，進一步加深了對音樂的熱愛，從此選定音樂為自己的終生事業(yè)。同時，他對中西音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認為，西洋音樂雖有它的妙處，卻不如國樂那樣親切易懂，一個民族的文化是這個民族的存身之本；但眼見國樂地位低下，少人重視和提倡，遂萌發(fā)了改進國樂的志向。

　　1914年，開明劇社停辦，他失業(yè)返回江陰，到江陰東鄉(xiāng)華澄小學任音樂老師。不久，父病逝又失業(yè)，他承受喪父、失業(yè)的痛苦，貧病交加，心境惡劣，便購來一把二胡，整天拉個不停，創(chuàng)作出了他第一首二胡獨奏曲《病中吟》的旋律初稿。這曲子表達了他當時的不得志和內(nèi)心的抱負。這年秋，他的才能得到母校常州中學童伯章校長的賞識，聘他為音樂老師，盡管薪水不高，但畢竟有了穩(wěn)定工作，從此他更加勤奮，為母校建立了一支軍樂隊和一個絲竹合奏團，并成為訓練有素、演技較高的樂隊，常常應邀去省里參加演奏活動，名噪一時。在教學之余，他悉心鉆研民間音樂，遍訪江南民間藝人，向周少梅等學二胡、琵琶；利用暑假赴河南學習古琴，還在江陰組織國樂研究會。這一時期，他的二胡、琵琶演奏技藝提高很快，又創(chuàng)作了《月夜》《空山鳥語》兩首二胡獨奏曲，成為江南國樂新聲的高手。

　　1922年，他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之聘，任音樂傳習所琵琶教師，同時到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和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等高校兼課，教授琵琶、二胡和小提琴。

　　改革國樂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對音樂的認識曾出現(xiàn)兩種極端：一部分推崇西樂，輕視國樂，拜倒在西方音樂之下；另一部分則拒絕吸收西洋音樂的長處，主張復興“雅樂”，以為這才是中國音樂的“國粹”。劉天華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既不贊成“全盤西化”，也不贊同“完全復古。”他選擇了“折中”：吸收科學化和系統(tǒng)化的西洋理論及技術，來改進國樂。他說：“一國文化斷然不是抄襲別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數(shù)的，也不是死守老法、固執(zhí)己見就可算數(shù)的”。必須一面采取本國固有精粹、一面容納外來潮流，從中西的調(diào)和與合作中打出一條新路來，然后才能說得到進步。國樂在今日猶如沙里淘金，淘煉出來才有用；改進國樂是藝術界的大事，必須聯(lián)絡全國同志，打消門戶之見，合力工作，以救國樂殘生。

　　在他的努力下，“國樂改進社”終于成立了，盡管困難重重，但多年的愿望實現(xiàn)了，他十分高興。為了從西洋音樂中吸取營養(yǎng)，借鑒西樂長處來改進國樂，他決心攻研樂器中最難之一的小提琴，師從俄籍小提琴教授、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帝俄時代音樂院院長——托諾夫，到他逝世的十年間，以堅強的毅力勤學苦練。開始，托諾夫?qū)�劉天華不以為然，甚至對他先前學的小提琴基礎十分不滿，后來實踐證明這位年齡最大、有音樂教授頭銜的學生并不簡單，最后成了最優(yōu)秀的學生。在改進國樂的過程中，他深感中國傳統(tǒng)樂器的不足，就首先從二胡、琵琶著手改革。對情有獨鐘的二胡，劉天華認為，二胡當然不算一件最完美的樂器，但也不如鄙視它的人想象的那樣。在音樂奇荒的中國而又適民窮財盡，不論哪種樂器，只要能給人稍許精神安慰，都是可愛的。如吃飯，能吃大菜固然好，不然窩窩頭也可果腹；如行路，穿皮鞋固然好，如沒有，草鞋也一樣可以走。在今日的中國，或許窩窩頭與草鞋的用處比大菜、皮鞋還大。他呼吁，要顧及一般民眾。他借鑒小提琴弓的優(yōu)點，把二胡的拉弓改造成可調(diào)式；把僅限于使音樂翻高一均或二均的簡單三把演奏法，發(fā)展到七把，達到其把位的極限，從而發(fā)展、豐富了二胡的表現(xiàn)力，使不登大雅之堂的二胡一躍為獨奏樂器，成為在世界上最有影響的中國主要民族樂器之一。隨后劉天華又改革琵琶，他給琵琶加裝了半音品位，由四相十品改成六相十八品半，使傳統(tǒng)悠久、流行民間的琵琶成為世界通用的十二平均律樂器。他借鑒西樂改進國樂的思想還貫穿于他創(chuàng)作的樂曲中。他生前創(chuàng)作的《病中吟》《空山鳥語》《良宵》《光明行》《獨弦操》等10首二胡獨奏曲和47首二胡練習曲，《改進操》《歌舞引》《虛籟》等三首琵琶曲，首首精彩，新穎獨創(chuàng)，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瑰寶。其中《病中吟》、《空山鳥語》、《良宵》三首，在1993年獲“華人20世紀音樂經(jīng)典作品獎”。

　　1932年的5月31日，他到北京天橋搜集鑼鼓經(jīng)，不幸染上猩紅熱，醫(yī)治無效，于一周后逝世，享年37歲。臨終前，他夫人殷尚真對悲痛欲絕中的子女說：“你們不要哭，你們的爸爸只要放他常拉的二胡曲及小提琴曲給他聽。”劉天華為民族音樂而生，又為民族音樂而死。他的學生、臺灣張研田先生這樣評價：“從中國音樂演進史的角度看他的功勞，是和柴·可夫斯基和貝多芬等量齊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