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是如何實現驚天逆轉的

　　唐山

　　京劇的形成是有清以來最重要的文化現象。據說，北京大學已故歷史系教授、清史專家許大齡曾質問學生：“不懂京戲，怎么搞清史？”

　　推敲許大齡先生此言，大概有兩層意思。

　　首先，京劇對清代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以慈禧太后為例，她文化水平不高，常寫便條表達政見，不僅字寫得歪七扭八，且錯字甚多，被近臣稱為“識字而已”。慈禧常年居于深宮中，生活閱歷也不豐富，她的治國理念主要來自京劇，從重用曾國藩，到信任李鴻章，都有京劇影響的因素。

　　其次，京劇自身的發展體現了清代歷史的變遷。直到清代中期，京劇還被視為“亂彈”“雜部”，乾隆更喜歡昆曲，認為京劇中“誨淫誨盜”的內容太多，幾次重手治理。可到了清代末期，當初被禁的“水滸戲”居然可入宮演唱，令人詫異：如此驚天逆轉，究竟是如何實現的？

　　本書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深入、獨到而有說服力的梳理。

　　在京劇之前，昆曲已在京城流傳，大量文人參與創作，甚至還出現了半職業的劇評家。這些劇評家通過撰寫《花譜》（介紹劇本與演員，引導觀眾到場聽戲）盈利，但作為文化圈的邊緣人，他們內心頗有不甘，所以特別推崇屈原、李白、莊周等非傳統意義上的典范人物。這些人物有才華，卻不為世所用，只能依照內心的道德尺度來行事，這與劇評家們自身的處境高度契合。

　　劇評家試圖通過《花譜》讓演員們承認其權威地位，可他們無錢與捧戲子的老板們抗衡，所以在他們筆下，這些老板的形象頗為不堪（劇評家們稱富人為“老斗”，進而將“老斗”變成“外行”的代稱）。

　　昆曲能流行，來自江浙商人的支持；隨著晉商崛起，秦腔開始走紅京城。秦腔音韻簡單，卻極富感染力，常常是臺上引吭，臺下眾人相和，令清政府極為緊張，遂將當紅秦腔藝人悉數轟出北京，嚴禁各舞臺上演秦腔。

　　乾隆時，清政府成立專門機構，對所有劇本加以刪削，“水滸戲”因有反抗官府內容，尤屬嚴禁。一方面，乾隆對“胡人無百年運”（即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的王朝難超百年）深感擔憂，希望通過強力手段維持穩定；另一方面，清朝初期統治者擔心八旗被“墮落的文化”腐蝕，喪失戰斗力，所以嚴禁旗人看戲，即使百姓看戲，也要慎之又慎。

　　為了應對這種高壓政策，各劇團采取了規避措施：

　　首先，將所有劇本都加上一個“大團圓”式、充滿道德教訓意味的結尾，但在實際演唱中，并不演出它們。所以戲劇很少演出全本，多是單折。

　　其次，將秦腔改造成“西皮”，融入到昆曲中，再加上其他地方戲劇，形成了門類齊全、包羅萬象的京劇。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秋天，以慶祝乾隆帝八旬壽辰為名，四大徽班進京，經過針對性處理、潔化的京劇終于被清廷認可。

　　1840年后，清廷內憂外患不斷，特別是太平天國戰爭，讓清廷財賦重地江南一片蕭條。為穩定北方，清政府主動調整，不斷邀請民間藝人入宮演唱，從而在民間引發持續轟動，人們爭看皇帝、太后看過的戲。慈禧太后有針對性地選擇了“忠義戲”，甚至包括曾被嚴禁的“水滸戲”。她的如意算盤是：引入洋槍洋炮后，清政府已不擔心普通人對抗官府，而“水滸戲”夸張的情節、血腥的場面，對觀眾有很強的吸引力，人們在尋求刺激的同時，劇本中的“忠義”主題會潛移默化產生影響。

　　通過持續支持，京劇深入人們日常生活中。當時北方民眾雖對清政府腐敗、無能也深感不滿，卻受惑于“大義”“天理”等，較少主動反抗。直到南方革命形勢如火如荼，北方大多數地區仍在觀望中。慈禧太后成功的背后，是以集體悲劇為代價的。

　　文化與政治之間必然相互影響，但這個影響會產生怎樣的結果，互動的機制是什么，如何進行評估，能給后人以怎樣的啟迪……要回答這些問題，就需要對歷史細節進行深入還原，而《文化中的政治》一書在此用功頗巨，令人嘆為觀止。

　　《文化中的政治：戲曲表演與清都社會》

　　[美]郭安瑞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