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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5日，在全國政協醫療衛生界小組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北大醫院院長劉玉村分析了熱門的“號販子”問題，指出“號販子”問題根本在于醫療資源供需失衡，建議提高掛號費診療費用，降低藥費檢查費，并建立符合醫療行業特點的薪酬制度。（3月5日國際在線）

　　劉院長對“號販子”問題的分析，可謂周全的“臨床診斷”。但公眾若像相關媒體一樣，將此解讀為“解決號販子問題要提高掛號費診療費”，至少是不中聽的。可能帶來的誤解是，“號販子”賺了醫生應得的報酬。這當然是曲解了劉院長的意思。然而，即便按照劉院長的建議，也并非解決“號販子”問題的“特效藥”，而是在扶醫療制度改革這個“本”的同時，祛“號販子”這個“邪”。這無非反證了“號販子”是依附在不健全的醫療制度上的一顆毒瘤。

　　問題在于，在人們對“號販子”的深惡痛絕下，是不是等得起如此的“扶正祛邪”？對此，筆者以為，解決“號販子”問題，目前只能先對癥下藥。如果要等到緊缺的醫療資源得到緩解，才能解決“號販子”問題，是不是讓人感到一籌莫展？換句話說，在現行醫療制度沒有得到改革前，就只能容忍“號販子”從中漁利？

　　劉院長所言的“提高掛號費診療費用，降低藥費檢查費，并建立符合醫療行業特點的薪酬制度”，從最終目的上說，就是促使患者理性就醫。但是，劉院長的思路是通過提高掛號費診療費用，“逼退”部分不需要專家診治的患者，或者還附帶了約束“號販子”贏利空間的作用。然而，這可能是于事無補的。因為，當前患者對專家門診的趨之若鶩，并非醫院的獨立現象，而是在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的現實下，人們對獲得緊缺資源采取的普遍態度。在這種心態下，提高專家門診的掛號費診療費用，或許讓人更加覺得貨真價實。而那些沒有這種經濟能力的，本來就不是“號販子”的客源。

　　至于提高專家門診的掛號費診療費，能不能約束“號販子”的贏利空間，迫使他們知難而退？估計也是不可能的。因為，“號販子”手里的號源畢竟是少量的，相對于“不差錢”的患者來說，還會是供不應求。從這種意義上說，無論劉院長的建議是不是更符合醫療制度改革的方向，但對解決“號販子”問題來說，還是“遠水解不了近渴”。

　　那么，解決號販子問題只能先對癥下藥，就是讓“號販子”沒號可販。這也不是做不到的事情。既然醫院方面也發現了“保安和‘號販子’很難不勾結，各家醫院都有這種現象”，就應該在管理上堵住這個漏洞。另外，如何在掛號和就診上嚴格把關，至少可以讓“號販子”無法“憑空”取號。在解決“號販子”問題上，只能在治標的同時治本，在一系列現實問題不能一下子解決前，先采取有力手段直接對“號販子”實行嚴厲打擊。

　　否則，如果按照劉院長的建議，“提高掛號費診療費用，降低藥費檢查費，并建立符合醫療行業特點的薪酬制度”，對解決“號販子”問題來說，等于是先蓋起醫院大樓，建好了手術室，再去包扎一個正在流血的瘡口。這顯然讓人覺得等不及。不僅如此，在公眾原本就懷疑“號販子”與醫院內外勾結的語境下，將打擊“號販子”與醫院和醫生的收入相提并論，很容易被社會誤解，不利于有待進行的醫療制度改革。（作者系四川在線新聞觀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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