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看到這封信的人都是見證，你們不論多么不舍，不論面對什么壓力，都不能勉強留住我的軀殼，讓我變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臥床老人！那樣，你們才是‘大不孝！’……”知名作家瓊瑤近日公開一封寫給兒子和兒媳的信，交代身后事。這封信將中國人最忌諱的“死亡”拿到了桌面上討論。

　　 事實上，上海早在10年前的2007年就建立了“公證遺囑庫”，截至目前，已有10萬個家庭進行了遺囑公證，其中近九成涉及房產繼承。專家表示，西方國家近8成的成年人立有遺囑，而在上海，400萬的老年人口中目前立生前遺囑或公證遺囑的比例微乎其微。其實，盡早轉變傳統觀念，可以避免身后各類糾紛的發生。

　　 遺囑公證大約每年1萬

　　 2007年，上海公證行業建立了“公證遺囑庫”，10年來已為10多萬個家庭進行了遺囑公證，平均每年1萬。目前，全市所有公證處辦理的公證遺囑信息都已聯網。這意味著，如果辦理了公證遺囑，即便當事人突然離世，相關囑托未及告知家人，家人來辦理死亡繼承公證時，遺囑會自動彈出，這樣有利于當事人的遺愿得以實現。

　　 此外，中國公證協會己設立全國統一的公證遺囑登記備案查詢制度，將原本分散在各地的公證遺囑進行統一匯總、信息整合，形成全國范圍內的公證遺囑資源信息庫。“目前我們正在和法院以及不動產登記部門進行協商，希望能夠實現數據共享與互聯，這將極大地方便當事人和有關機構對公證遺囑的查詢及確認，實現對繼承雙方合法權益的保護。”上海市公證協會會長黃群表示。

　　 據黃群介紹，遺囑公證業務雖然僅占整個公證行業3%的比例，花費精力比其他公證多得多。“最需要把握的核心就是確定當事人的行為能力和意思表示的真實性，因此我們會格外慎重。”黃群告訴記者，平均每一次遺囑公證需花費3-4小時，并且需要兩名公證人員一起辦理，為了符合規范，全過程需要錄音錄像。“因此一個公證處每天僅能做3-4單，目前都處于預約狀態。”

　　 9成與房產分配有關

　　 據了解，來做遺囑公證的，9成和房產分配有關。“特別是有些老人手上有一兩套房產，子女卻有四五個的。”已有20多年從業經驗的普陀公證處主任助理李辰陽告訴記者，每一份遺囑背后都是一個家庭幾十年的風風雨雨。

　　 “都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百歲老人更應有個安詳的晚年，然而幾年前曾有個105歲的老人瞞著子女來找我做遺囑公證。”李辰陽說，起初他還奇怪，陪老人一起來的只有一名護理人員，并沒有看到親人的身影。

　　 原來，老人共有5個子女，4個年紀大的已經過世，只剩下七十多的老幺，還有十幾個孫輩，然而這十幾個小輩卻為了老人唯一的房產天天來家里鬧。“那時候老伴剛去世，孫輩們不僅沒去照顧老人，反而為了他的房子爭吵不休，老人一氣之下就來做遺囑公證了。”最后，老人在遺囑中把房子留給了常年照顧其生活起居的護工夫婦。看著老人離去的背影，李辰陽莫名有些心酸：有時候親情或許還重不過一套房子。

　　 “記得還有個老人，我們接待了不下3次，先是跟著大兒子來做遺囑公證，第二次跟著二女兒來，回去沒幾天，又跟著小兒子來修改遺囑了。”李辰陽說，其實主要還是三個子女間的矛盾，老人手上兩套房產，給誰都不合適。老人難過地說：“其實他們并不關心我，只是想要房子才來看我。”

　　 獨自一人來辦理遺囑的老人也不少。“有些可能是孤寡老人，希望百年后房產全部捐獻出去或是留給一直照顧自己的朋友或保姆。另一些則可能是怕引起家庭矛盾，瞞著子女們前來立遺囑的。”因為遺囑資料屬于絕密信息，在被繼承人去世前，即使是繼承人本人也不能查看內容，甚至連詢問是否立有遺囑，公證處都不會予以回答。

　　 最年輕的辦理者為90后

　　 近幾年來，李辰陽還發現一個新趨勢，就是立遺囑人趨向年輕化。“以前辦理遺囑公證的遺囑人基本都是60歲以上的老人，現在越來越多的中青年人也來辦理了。”

　　 去年3月，一位年輕孕婦和一對中年夫妻前來辦理遺囑公證，理所當然地都會認為是女兒陪著父母來公證。而令李辰陽意外地是，來辦遺囑公證的是眼前這個年僅22歲稚氣未脫的準媽媽。丈夫出軌，加上自己即將生產，令這位年輕準媽媽既傷心又害怕，在父母陪同下，她希望給尚未出生的孩子立下一份遺囑。在遺囑中，她要求把自己的財產都留給這個孩子，并要求父母成為孩子監護人。李辰陽說，這是他接觸到最年輕的立遺囑人了。

　　 “60歲以下立遺囑者中，主要還是30-50歲的白領、企業家居多。”李辰陽解釋說，一般年輕白領都是中產以上家庭，擁有較高學歷，有這方面的意識和觀念。

　　 李辰陽告訴記者，現代年輕白領、創業者面臨著較大工作壓力，猝死案例每年都有，其中有些人常年乘坐飛機等交通工具出差，怕有個萬一。另一方面，如今離婚率升高，導致個人婚姻狀況不穩定，家庭結構發生改變，因此有些人在有了孩子后就早早選擇立下遺囑。

　　 “幾天前，一位女企業家剛剛在我這立下遺囑。”李辰陽說，3月1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其中一條規定，被監護人的父母擔任監護人的，可以通過遺囑指定監護人。“這名女企業家有丈夫，但是個無業游民，兩人育有一子。為了防止在自己發生意外后丈夫隨意揮霍資產，她在遺囑中要求其大部分財產由兒子繼承，并指定其父母和哥哥擔任孩子的監護人。”

　　 “生前預囑”實現“尊嚴死”

　　 在與那么多人接觸的過程中，李辰陽偶爾還會碰到一些有特殊要求的。

　　 2013年，一位近90歲的老人找到李辰陽想要公證遺囑。老人是老黨員、老干部，在遺囑中除了進行財產分配，還特別注明若是生重病絕不采取過度治療，一定要緩和治療“尊嚴死”，死后不需舉辦追悼會并要求進行遺體捐獻。

　　 現實情況中，由于捐獻遺體沒有法律的支持與保護，家屬往往不愿配合捐獻人生前意愿。為了保證完成逝者生前最后愿望，李辰陽開始呼吁事先簽署意定監護授權書保障“生前預囑”能夠實現，經過過去一年努力，目前已有20人簽訂。

　　 瓊瑤的那份公開信，讓“生前預囑”這個概念走進了大眾視線，那么誰來實現老人們的預先囑托？《民法總則》第三十三條規定,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與近親屬、其他愿意承擔監護責任的個人或者有關組織事先協商,以書面形式確定自己的監護人。監護人在該成年人喪失或者部分喪失民事行為能力時,承擔監護責任。李辰陽解釋道，生前預囑屬于意定監護中監護人負責完成被監護人的監護事務之一，包含生活護理、醫療救治、財產監管、權益保障和死亡喪葬。此外，李辰陽認為監護人可以以法定形式取得適當的酬勞，這樣更有助于動員社會力量去幫助孤寡老人。

　　 “有些老人生病后要用錢，但是沒人有權代他提取銀行存款；有些老人有親人，但他們不想讓親人以治病名義變賣房產、獨吞存款。為了不在喪失行為能力之后失去對生活和財產的處置權，早早指定好監護人將會省去很多麻煩。”李辰陽表示，生前遺囑解決的是老人的身后事，而生前意定監護則是保障老人去世前這段時期內的利益和尊嚴。